2018年07月17日星期二

一念

编辑:editor42017-11-10

王林先(四川成都)


晚十点半,从机关大院、办公室、杂务和公文中脱身,车行九公里,回家。走进家门:此刻,我与另一个“我”隔九公里的距离,以及半小时的时间。家就在我面前展开:灯光、鞋柜、餐桌、茶几、饮水机、电视、沙发,以及零乱摆放的各种物品、浮在空中和沾染地板的微尘。甚至还有些隐匿不明的事物,比如在夜晚游荡的精灵,可能就藏在窗帘的褶皱或者屋角的暗影之中。我想起凯尔泰斯的一句话,“我突然醒悟:只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客观事实,那就是我自己,我的人生……因为他只属于我自己,只能由我守护珍藏。”


凯尔泰斯的《船夫日记》我已经读过很多遍。这个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,在后来的日子里,曾经在长久的沉默中回味比克瑙车站的情景。二十分钟之内,所有送达的人被分成两类,一类送去集中营,一类直接送进毒气室。一张照片上,“漂亮、微笑的女人面孔,目光聪慧的年轻人,他们充满善意,乐于协作”。二十分钟之后,命运自然分野,那徒然消耗、可怜无助的二十分钟,很快在历史记忆中消失,“正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,好像并不是发生在我身上”。然而对于整个人类而言,这是一个“让人类的天性转而与人类自身为敌”的大事件,充满羞辱、荒谬和绝望,甚至可以说是对人存在价值的一种无奈的否定。我不知道一个人的脑海里,“所有一切都会日复一日、周复一周、年复一年地长久地以同样的方式回放”,是一种什么样的况味,但我能理解,在那种情况下,“希望是魔鬼的工具,康德有关绝对命令的内在道德的学说,只是为了维护自我生存的奴颜婢女”。


我习惯半躺在沙发上,盖上薄被子,目光涣散地在电视机呈现的影像上晃来晃去。那些影像想要表达的东西一目了然,不用思考。各种色彩、事实、虚拟、假装、想象的碎片堆积在一起,搅和成一坛五彩缤纷的酱料,任由人们取用,而每一勺都可能是断章取义的正与反、左与右、上与下。我躺在那里,想一些个人生活的事情,发现一些显而易见的道理。这个时刻,我属于自己,属于生命本身。而这个时候,沉浸于自己的剧情,很快会充满疑问并且孤立无援。“古老的预言说,上帝死了”,我不信上帝,换句话说,不相信有一个虚拟主宰者可以拯救我的生命和生命价值;当然,也就没有“我们必须为自己创造价值,我们日复一日、持之以恒地通过道义工作来创造价值,最终奉献于天下”的道义感和仪式感。生命的幸福喜悦与悲凄惨怛实际上都是悲剧的一部分,也是喜剧的一部分。这一切总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出现,零乱残缺,云遮雾绕,然而又必须以明确某种价值的方式去经历,只有在梦里,心灵之光才得以在各种场景间随意穿行。即便如此,那些穿行的光线还是会时明时暗,并且常常沿着断裂却仍然存在的钢铁轨道游走。


生死疲劳堆积出的无聊足以压垮思考的底线。这是人们狂欢、盲从、失望、悲伤、顾影自怜、互相伤害、与他人为敌、被道德抛弃的灰色背景。从一个会场到另一个会场,从一个文件到另一个文件,从一个办公室到另一个办公室,在人群管理和自我管理的运行之中,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,一个实际存在却常常可以不存在的环节。信仰属于所有人,泪水、血液和骨头属于自己,精神之路如何升华现实?人类的群居特性必然催生权力,权力本身注定是不平等的产物,而人们注定被安放在某个环节。尽管在宗教和各种意识形态之下,所有人被描述为平等自由,“不平等”是平等的一种表达,但是,人成为人的“条件”,已经是客观分类。我尝试分析和理解以群体性管理为目标的人的安排。在现代权力体系之中,在有形的权力和无形的体系框架之内,无论善意还是邪恶,一方面,那些人总是怀抱责任和使命,左支右绌、彷徨恐惧、身心疲惫;另一方面,又对手中的权力充满理所当然的迷恋和自信,并且乐于制造对下属科层的压力和目标。问题在于,他们终究是活生生的人,是受过良好德行和智识教育的精英,终究要接受信仰、良心、自由和终极生活价值的审判,终究要从“功能性的人”回归到“人”。从“功能性的人”回归到“人”,是人作为一种类属的幸运,而对某些个体而言,何尝不是灾难?而“功能性的人”,“被选择了的人”,在某种条件下,正好成为我们的英雄。


我无意于纠缠这些问题,但“无所住而生其心”是难以达到的觉境。这是特殊的群像,也是普遍的世界。人群得以稳定,并且以幸福的名义存在,绝不是由于压力和控制,而是顽强生长的人类的自爱。“我只感到由衷的感激,对爱的感激,这种爱拯救了我,并支撑我活到今天。”凯尔泰斯所说的那种爱,也许就是那种出自人类天性和自觉的爱。而这种爱的实现方式是对现实的净化与拯救。就是这样,当一切都已经发生过了,必须承担面对道德的责任,“其目的只有一个,通过精神之路来补救无法补救的现实:净化。”如此,生命之中便有了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,“一种令人动情的某种荒谬的东西,某种抛开关于冥世的慰藉、命运的救赎与形而上的公理的信仰支撑无法进行彻底思考的东西。”冥世的慰藉或许就是中世纪圣徒的“冥契”?与上帝同在?但我尤其感佩凯尔泰斯为此接受的条件,即现实中他面临的所有条件。“我已经死过一回了,因此才得以存活下来”。灾难、荒谬、罪恶的土壤有时是更加肥沃的土壤,“恶之花”或者更加纯净和安宁。


一天上午,在雨后的凉风里,我沿着清水河边散步。东坡南一路外的河堤干净明亮,三角梅零星地开,几朵深红摇浅红。临河的栏杆上挂着铁皮牌子:“水深危险,请勿靠近--清水河社区宣”。牌子一角卷起来,露出灰白的背面,与河水的灰白相对应,形成某种不可名状的联系。慢慢往下游走,在河水和行道树之间,对车辆、行人、尘灰视而不见。斯宾诺莎说,“对坏事物的认知,是不真实的认知”,那么对“好事物”的认知呢?在各种各样的时间中,即使在凯尔泰斯的“二十分钟”,事物的本质无所谓好坏,因缘而聚散,“无无明,亦无无明尽;乃至无老死,亦无老死尽。”河水漫上堤岸,一群白鹭停在栏杆上。栏杆上也挂着一块牌子,白鹭飞起的时候,文字显现出来,“生命只有一次,溺水只在一念--光华街道办事处宣”。晚十点半之后,我半躺在沙发上回味那些场景和想法,那个词,“一念”,总在空气中飘荡,像一面小小的三角旗。我就是那“一念”?我遥望《船夫日记》封面上的一句话,“假如上帝死了,谁会笑到最后?”然后想起第一页的一句话,“我感觉到,如果我对自己有足够的耐心,奇迹总会发生。”